朱熹（1130-1200）是我国古代史上继孔子之后，儒家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其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大家。相较于其广博深邃、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而言，朱子的文学思想在元明已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或扭曲。这其中除了政治、社会原因以外，也有一定的学术原因。身处宋元以后的传统社会，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还是市井乡间的普通民众多认为：理学宗师、道学楷模太过于情绪化、文学化、艺术化，势必会有伤风化、风教，自然也就会在一定层面上消解、破坏其威仪形象与崇高声望。统治者及其附庸利用朱子在特定语境中的非文学、反文学的片言只语去限制、压抑甚至扼杀其他文学家及其文学思想；而在有些文学家一边，他们往往以摆脱、背离乃至批判程朱理学来进行对抗、反击所谓的“名教”，以至于盲目轻视和否定朱子的文学思想、文学地位。上述双方不约而同地抹杀朱子学术思想中的文学成分，自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曲解、贬低朱子文学的艺术成就。

民国以来，出于正反两面的评判，朱熹的文学家形象却得到进一步地澄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发表诸多研究朱子文学思想的专著与论文，虽说层次有别，领域不一，但也因此，朱子的文学造诣与成就，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与广泛好评。当然，学者们更多地着眼于探讨朱子文学思想的内容、成就以及影响，反而不经意间忽略挖掘朱子文学思想的渊源。朱子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对于其后来的文学主张，甚至是其它思想学说都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学界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对于朱子本人文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于朱子门人后学文学思想的研究；三是对于朱子同时代学者或者前辈学者文学思想的研究，而这更多的体现在对于宋代文学史的评判中。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大都会涉及朱子的文学思想来源与要素；而对于朱子的前辈、同人还是后学的文学思想的研究，也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朱子的文学思想来源与演化。毕竟唐宋八大家等前贤的文学思想为朱子文学思想发轫提供丰硕的营养，而朱子的门人后学或也可从朱子文学思想的渊源中找到一丝希冀追寻的痕迹。

在有关阐述朱子文学思想的文章中，许多学者着眼于分析朱子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素养等宏观内容，也有一些学者探究朱子的文道观、文气论、滋味说、“淫诗说”，另有一些学者专门分析朱子的诗文著述，诸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诗集传》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了民国时期的《朱熹的文学观》（侯中予，1929年）、《朱熹之文学批评》（郭绍虞，1938年）、《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罗根泽，1946年）等论文外，还包括近年来出版的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莫励锋的《朱熹文学研究》、李士金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另外，在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等书中也设有专门章节论述朱子的文艺思想。我们若想更详细地了解有关朱子文学思想的研究，还可参考《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马兴祥，2002）、《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吴长庚，2008）、《20世纪以来朱熹经学与文学研究综述》（赵聃，2015）。

上述论著，对于我们了解与评判朱子文学思想内容与成就，有很大帮助。然而若没有朱子文学思想的渊源，怎么可能会有朱子文学思想的内容与意义呢？易言之，朱子文学思想的渊源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发展甚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子的文学思想在其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中肯定会有所发展，哪怕是判若云泥的变化，但也不能否认或否定其早年文学思想启蒙时的“基因”力量。事实上，这一源头，不但扩充了朱子的文学思想流域，而且还渗透到朱子的哲学思考、伦理教育、游宦政事等人生历程中。

朱子之文学素养始源于家学。朱子父亲，名松，字乔年，自号韦斋，徽宗政和年间，中举入仕，随后做过几任县尉、镇监等较低级别的官员。朱子自小就受到其父严格的儒学教育。由于朱子的两个兄长，相继夭亡，所以朱松对朱子的培养，可谓良苦用心，甚至一度还把朱子带到都城临安悉心指教。即使是在朱松与友人高论国事、闲话诗文时，朱子也经常随伺在侧。耳濡目染之际，朱子对于朱松的诗文造诣多少也能够有所模仿学习。可惜的是，在朱子十四岁的时候，朱松就英年早逝。朱松在去世前夕，把家事托付给友人刘子羽，并嘱咐朱子要向胡宪、刘勉之、刘子翚等“三先生”学习。朱松去世之后，朱子在寄人篱下的困苦处境中开始了崭新的学思历程。“在诗学上，三先生虽都主张以陶柳为学诗门庭，但刘子翚专攻五古，取法《选诗》的简淡；而刘勉之擅长辞赋，取法汉赋的繁丽……。三先生又共同造就了朱熹兼精诗赋的根柢。”三先生虽然风格不同，但在对朱子的诗文培育上，还是能够求同存异的。武夷山的水帘洞、刘勉之的萧屯草堂以及胡宪的籍溪山居等处，皆是朱子问学聆教的“兰芷之室”。三先生在鸟语花香、景色怡人的佳山水中，讲学论道、吟诗作文，无疑也让朱子感受到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的魅力。

朱子早年跟随刘子翚学习，刘氏的诗，多学古体。朱子早年诗作也以学习《文选》古体为主。不仅看出朱子对于刘子翚诗文的赞赏，而且也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朱子对于“选体”诗的认可。虽然，朱子确实强调了《论语》、《孟子》等书的重要性，但朱子同时也表达了对某些“选体”诗文的关注和喜爱。无论是早年时期，还是中年以后，朱子还是对古体诗抱有相当的热情。

朱子在向“武夷三先生”学习期间，还和一些与三先生结交的僧道人士产生交集。其中最有名的即是道谦禅师与庐山道士虚谷子。在刘子翚去世之后，道谦禅师更一度成为朱子的精神导师。朱子早年不好举业，厌作程文，参加礼部考试时，竟然只带着一本《大慧语录》的佛家书作为参考。更为神奇的是，朱子竟然因之援引道谦禅师“昭昭灵灵”的禅说而顺利考取。朱子早年不但学佛，而且也倾心学道，追求长生。这些超越的体验，都对朱子的文学思想产生影响，而这一时期大量有关佛道的诗文作品即是证明。虽然朱子后来一心尊崇理学，但也可从他的著作中找到方外的蛛丝马迹。

朱子“夙好文章”除了早年的文学基础有关，又和其成年之后进一步地有意识地借鉴先贤有关。他除了喜读韩文以外，也喜好曾巩、陈师道等人之文字。

王阳明的文艺思想渊源同样也受到家学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朱子的影响。作为明代心学的重要代表，王阳明的文艺思想“是对朱熹思想的矫枉过正”，以“致心”为核心，与朱子主张的“格物”多有区别，其对朱子文学艺术观的批判，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繁琐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文艺思想更贴近个体生命体验，为晚明文学的“性灵说”“童心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束景南：《王阳明：“心”的救赎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朱子与阳明艺术思想比较研究（YG2022012）

作者简介：宋红宝（1979.11--），男，汉族，江苏响水人，博士研究生学历，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

吉莉（1988.02—），女，汉族，江苏灌南人，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