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会矛盾是转型期必然产物，治理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1]。当前城镇化加速、利益调整，矛盾主体多样、诉求复杂、成因多元，传统碎片化治理模式面临挑战。信访制度作为关键环节，是化解矛盾的核心渠道。

现阶段治理承受增量持续生成、存量难消双重压力：政策偏差等引发新矛盾；信访积案等历史问题因协调难滞留。单一处置或预防难以系统治理。

信访维稳是增量管控与存量化解枢纽[2]，但体系脱节：源头预防缺顶层设计致增量遏制不力；存量化解因部门壁垒、流程梗阻矛盾复发。亟需协同机制实现融合，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研究基于信访实践，解析内在关联与协同障碍，探索协同机制路径，优化治理体系与信访效能。

一、社会矛盾“增量控制”与“存量化解”的内涵及关系

社会矛盾的“增量控制”指通过源头治理和风险防范减少新矛盾产生[3]，关键在建立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等预防机制，以完善政策、规范权力等方式消除隐患。例如，政策出台前调研可避免冲突；畅通民意渠道减少诉求积压。

“存量化解”针对现存矛盾，采取措施降低其影响，需梳理信访积案等，运用调解、诉讼等方式化解。例如，征地拆迁问题通过核实责任、协商补偿解决。

“增量控制”与“存量化解”相辅相成：化解存量矛盾为控制增量创造条件，有效化解可修复信任；控制增量是化解存量的保障，忽视增量会导致新矛盾滋生。两者结合形成标本兼治机制，实现矛盾总量动态平衡与减少。

二、当前信访维稳机制在矛盾源头治理与积案化解中的短板

当前信访机制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存在结构性缺陷，尤其在统筹源头防控与积案化解方面制约治理效能提升。

（一）源头预防机制薄弱

部分地区和部门存在"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倾向，政策制定阶段缺乏矛盾风险评估机制，导致被动应对频发。典型案例可见于城镇化进程中，因征地补偿标准制定不透明、公众参与不足引发信访问题持续新增，形成"旧案未解、新案又生"的循环。基层风险预警能力不足，信息收集系统不健全，难以及时发现潜在矛盾，削弱了源头防控效果。

（二）积案化解机制碎片化

存量矛盾常涉及跨部门、跨层级协作，但现有机制存在职责边界不清、协调不畅问题，导致"多头管理、责任虚化"。如劳动保障类信访需人社、司法等多部门协同，缺乏统筹易出现推诿。部分化解工作停留于程序性终结，对重复信访仅作表面回复而未解决核心诉求，不仅增加治理成本，更阻碍源头治理效果。

（三）资源配置与协同不足

资源过度向应急处置倾斜（如组建临时工作组），对源头防控的长效投入不足（如基层调解组织建设）。信访系统与司法机关、社会组织间信息壁垒明显，例如诉讼数据与信访系统未贯通，导致相同矛盾在不同渠道重复处置，既浪费行政资源，又影响治理闭环构建。

（四）考核导向存在偏差

部分考核指标过度强调"信访量短期下降""零群体事件"等表象数据，促使基层采取诉求压制、矛盾拖延等短期行为。这种导向既阻碍积案实质化解，又抑制合理诉求表达，割裂了源头防控与积案化解的有机联系，影响长效机制建设。

三、信访维稳协同机制的构建路径

建立“增量控制”与“存量化解”相结合的协同机制，需紧扣二者内在联系，从流程重构、资源整合、方法创新等维度系统推进，形成综合治理合力。

（一）源头预防与风险预警联动：强化增量管控

基于信访数据构建社会矛盾监测预警体系。整合信访部门、政务平台及基层社区信息，建立全域覆盖的矛盾数据库，动态追踪信访事项类型、频率、地域分布等特征，精准识别矛盾高发领域。例如，通过监测特定区域劳动纠纷信访量异常波动，可预判用工风险并推动人社部门提前介入。同时，在重大民生政策（如教育医疗改革、社保调整）制定全周期嵌入风险评估，引入群众代表与专家参与论证，从政策源头防范矛盾诱因。

深化网格化治理与信访协同。将矛盾排查纳入网格员日常职责，通过定期巡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网格内简易矛盾由网格员协同社区调解员就地化解，复杂矛盾转交信访部门处理。形成“网格预警—前端调解—后端处置”的链条化运作模式，实现矛盾早期干预，推动增量管控向源头前移。

（二）存量化解与增量管控衔接：提升治理效能

构建“积案化解—根因追溯—源头防控”闭环机制。对已化解的重复访、越级访案件，组织信访部门与责任主体回溯分析，深挖矛盾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例如，某区域频发的物业纠纷可追溯至监管缺失、业委会成立程序复杂等问题，据此推动行业规范制定与流程优化，从源头阻断同类矛盾新增。同步建立存量矛盾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分布规律，为增量防控提供精准依据。

搭建多元化解综合平台破解碎片化问题。整合信访、司法、民政等调解资源，设立“一站式”矛盾调处中心，对存量案件实行“统一受理、分类处置、协同办理、全程跟踪”。例如跨部门积案由中心牵头联合调处，明确权责时限以避免推诿。引入社会组织及专业力量（如律师、心理咨询师）参与调解，提升化解专业性与公信力，缓解增量管控压力。

（三）跨部门协同与资源整合：保障机制运行

设立信访维稳联席会议制度。由党委政府统筹，定期组织信访、公安、司法、人社等部门研判矛盾态势，协同解决跨领域突出问题。例如针对房地产领域信访难题，联席会议可协调住建、法院等部门同步推进历史交房纠纷化解（存量）与销售监管强化（增量），形成治理闭环。

推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整合各部门信访数据，构建统一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实时共享。通过平台动态监测增量矛盾趋势与存量化解进度，支撑精准决策。例如平台预警某地拆迁信访激增时，可立即触发属地核查程序，防止矛盾扩散。信息共享亦能减少重复信访，提升矛盾处置效率。

四、协同机制的保障措施

（一）优化考核评价体系

调整信访维稳考核标准，破除“唯信访量、唯结案率”的单一模式，将“增量控制成效”“存量化解质量”“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评价范畴。对信访量显著下降、重复信访减少的地区和部门给予激励；对因重程序轻实效导致矛盾反弹的予以问责。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增量控制与存量化解的协同效果，结果纳入考核，推动治理重心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

（二）提升基层信访能力

强化基层信访队伍专业素养，开展政策法规、调解技巧及风险评估培训，配齐移动信访终端、视频调解系统等信息化设备，提升矛盾排查化解效率。保障基层经费，确保网格化治理、多元调解等机制有效运转，避免资源不足引发协同机制空转。

（三）健全法治与制度约束

完善信访法规，明确各部门在增量控制与存量化解中的权责，规范协同流程。通过立法界定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的范围、标准及责任主体，强化源头预防的法律依据。加强监督问责，对协同中不作为、乱作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责，维护机制权威性。

五、结论

信访维稳工作的关键任务在于社会矛盾的“增量控制”与“存量化解”，构建二者的协同机制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该机制需突破“重化解轻预防”和“重存量轻增量”的思维惯性，通过衔接源头治理与事后处置、整合跨部门资源、强化制度保障，构建标本兼治的治理体系。

实践中，应立足我国社会治理实际，持续完善风险预警、多元调解、部门联动等制度，使信访工作既能有效解决既有问题，又能源头防控新矛盾。由此实现社会矛盾总量稳步削减，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环境，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鲁君,韩羽.新时代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的三重逻辑[N].河南经济报,2025-05-20(012).

[2]廖列营.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以党员社会实践基地詹厝村为例[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41(01):103-108.

[3]南锡康,罗碧波,王强吉.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长关系视角下增存规划的转变[J].上海国土资源,2024,45(02):7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