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2025年恰好迎来遵义会议举行90周年这个重要时刻，这一时刻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引领之下发生的重大转捩意义。追溯过往历程，虽说社会环境一直在变，然而遵义会议属于中国革命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没有变，然而在它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已然改变，并且这种改变超越了时间范围而一直对今日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此次大会于极其危险之中拯救了党的命运并重新规划出路，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棋。遵义会议在核心上所达成的不仅是将政权交接变得平稳顺利，还有在军事思想方面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创新，仔细探究那些重要的战略选择及内在逻辑就可见证其中最关键的一点，这就是对中国工农红军从失败迈向成功的根本转折发挥了决定性质的推动力量。

1遵义会议前的危局：教条主义军事战略的失败原因探析

1.1“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

1933年9月，国民党为实施第五次“围剿”，集中了百万以上的兵力，并采用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术体系，企图凭借人数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逐步蚕食、削弱苏区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以博古为代表的党内高层，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支持下，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设想，即红军在苏区周围的白区同敌人决战，把阵地战和堡垒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该战略决策明显违背了红军依托根据地、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歼灭战的原则，其主要错误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脱离了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特点，想用劣势兵力与敌人优势兵力相抗衡，从而陷入了被动局面，这种战略思想实际上把苏联正规化作战模式照搬到中国革命中来，具有明显的军事教条主义色彩，在苏区外围进行阵地防御时，红军损失惨重，苏区范围不断缩小，战略空间被逐步挤压，最后陷入全局困境。

1.2“短促突击”：以牺牲机动性为代价的战术原则

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指引下，李德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这一战术理念，该方案认为红军可以利用敌军进攻的间隙，采取分兵布阵的方式进行“六路出击”的防御部署，在短时间内与敌军展开攻防对抗，看似积极主动，实则仍然属于消极防御范畴，其根本问题在于将有限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据点上，造成整体被动的局面，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局部突破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同志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称之为“两个拳头打人”或者“乞丐与龙王争宝”，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战术的核心弊端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广昌保卫战充分暴露出“短促突击”的自身缺陷，在孤立守城的情况下，红军兵力和火力的配置明显不如对方，仍坚守十几天后便败退下来，伤亡惨重，死亡及伤员总人数达千人以上，这场失败表明了该战术无法适应当下战争的发展趋势，更令中央苏区大门大开，战略防御体系遭到毁灭性损害，最终导致红军实行战略性转移，也正式开始了长征这部历史大剧。

1.3湘江战役：错误战略导致的严重后果集中爆发

长征之初，博古和李德等临时中央领导层沿用错误的战略思维，把长征当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行动，没有对非战斗人员以及物资装备展开有效的精简工作，从而使得行军纵队规模庞大又行动缓慢，他们坚守直线西进的既定方针，打算在湘西地区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此举既暴露了红军的动向，又给国民党军队执行有针对性的防御布置给予了便利条件，经过前三道封锁线的剧烈战斗之后，红军队伍已经显得疲惫并且变得臃肿起来，当部队接近湘江的时候，蒋介石已经调动大约三十万兵力，在湘江东岸构筑起了以“铁三角”为关键部分的第四道坚固防线。在这危急时刻，李德等人仍然指挥部队强渡湘江，与敌人战斗。湘江战役的惨烈史无前例，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红军战士殊死抵抗，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但是使中央红军的总人数从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湘江战役充分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不但给中央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也使红军指战员对这种路线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从而为以后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2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军事路线与领导权的重构

2.1思想交锋：深刻批判错误军事路线

会议一开始就有种庄重严肃的气氛，博古首先对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做了总结性发言，想为军事决策失误找借口，把失败归结到敌人实力强之类外因上，却故意不提自己战略战术上的明显漏洞，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长达好几个小时的重要讲话，用大量数据支持和深刻理论分析，全面论述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过程中犯下的严重错误，他清楚表明这次战役失败不是只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是主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和战术执行存在重大缺陷造成的，具体表现在进攻时盲目冒进，防守时消极应付，撤退时畏难怕苦。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参会代表普遍认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作为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敢于担责，以自身经历深入剖析了李德指挥方针与国内战场实际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这次思想碰撞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价值，与机械教条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这既是一场关于权力分配的争论，更是一场关乎党与红军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路线之争。

2.2拨乱反正：构建新型军事领导核心体系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参会代表们最终同意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全面认可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正确军事主张，而且坚决批评并否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这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成果。为了保证新的军事战略能够顺利执行下去，会议对中央领导组织以及指挥体系做了重要改变，把毛泽东增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取消长征途中形成的“三人团”，指定朱德、周恩来全权负责全军军事指挥事务，周恩来拥有最高决策权力。长征行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全盘负责党务工作，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专门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事务，这种组织架构的调整，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致成型，为党做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订科学军事战略赋予了强有力的保证，自此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一直被共产党人牢牢把控。

3新军事战略的实践：“四渡赤水”的光辉范例

3.1实事求是：北上西进的果断决策转变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最开始的战略意图就是向北翻越长江，前往川西北地区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从而创建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部队抵达川南土城的时候，发觉当地军阀已经在长江沿岸集结大量兵力，构筑起严密的防御工事，北上的道路变得十分艰难，如果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很有可能再次陷入湘江战役那种失败的境地，在这种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刻改变了战略部署，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定北渡长江的想法，经过仔细剖析战场局势，慎重考虑之后，中央军委及时做出了决定，把部队引向西边，在赤水河流域完成集结，并在云南扎西地域展开整顿和休整。这个决策很好地体现了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精神的第一次深入实践，它的关键意义在于新军事领导集体成功冲破了教条主义的限制，把战略制定全部建立在对敌我态势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充分表现出了很高的战略灵活性和主动适应能力。

3.2灵活机动：于敌方包围圈中自如穿梭

“四渡赤水”战役，充分体现了红军的战略决策能力和战术运用能力，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处设下包围圈，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果断确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赤水河流域不断调整部署，第二次渡河后，红军立即向东进军，重新占领遵义，消灭和击溃中央军两个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辉煌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第三次和第四次渡河则是声东击西，先假意北上，引敌深入，再迅速南下，以每天百来公里的速度逼近贵阳，然后巧渡乌江，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合围封锁。此役中，红军一直牢牢掌控着战场的主动权，精心布置诱使敌军陷入混乱状态，迫使敌军处于被动局面，毛泽东对此次战役的成果十分看重，把它当作自己军事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些军事战术很好地体现了新型作战理念的核心要义“扬长避短”，依靠战场态势变化来捕捉战机，凭借灵活机动的战略部署来引领敌方行动，进而达成全局上的战略优势。

3.3独立自主：规避外部干预的正确路径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完成了由依靠外援转向自主发展的转变，之前，中央决策特别是军事战略方向，一直被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干扰和指引，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有着特殊的身份，所以享有较高的权威，不过他对中国的国情和红军的实际状况缺少深刻的了解，只是机械地按照苏联模式去指挥，这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遇重大挫折。遵义会议对于错误军事路线的清算，其实质就是对外部干涉的否定性回应，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核心的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特质，为新军事战略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如果缺少这种自主意识，红军就很难果断地放弃北上计划，做出像四渡赤水这样具有前瞻性的重要决定，也就不可能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转为主动进攻。

4遵义会议军事决策的永恒启示

4.1实事求是：战略决策的核心生命力

遵义会议的关键含义是确立实事求是，按照实际状况展开工作的思想路线，在军事斗争这样非常动态的领域当中，战略和战术的制定一定要同客观形势紧密结合，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或者机械论都会很难适应复杂的局势，通过比较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战略战术的发展脉络，这一点就得以得到验证，李德执着于苏联模式，轻视中国的国情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差别，而毛泽东则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开创性地塑造出契合本土战场特点的战略战术体系。放弃去北方的打算，执行四渡赤水，巧过金沙江等重大决策，每次重要的决定都是依据对敌我形势的深入剖析和准确预判得来的，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所有时代背景以及技术改变的情况里，制定战略的关键点在于全面掌握并且认识清楚现实状况，倘若不懂得充分认识到内外部环境，并对其进行细致考量，那就不免会产生战略上的失误现象，只有经过调研并且论证，做到“知己知彼”后，才能形成既有针对性又具备前瞻性的发展计划。

4.2领导核心：战略执行的决定性因素

要科学实施军事战略，就要有强而有力又一致的领导核心做依靠，遵义会议既订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又表明起新型中央领导集体，由毛泽东同志带领，该核心依靠着出色的政治头脑，许多的斗争经验以及精确的战略规划才能，把党想执行的战略意图转为全党全部军队的实际行为，在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因为战场环境复杂难测，而且面临很多困难，毛泽东同志毅然作出决定并统观全场，依靠中央集体高效的协作，保证红军内部配合一致，行动一致，进而达成了预定的战略目的。从历史经验看，形成科学化、系统化、高效化的领导核心体系，是事业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引导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机制。

4.3军政统一：战略目标的根本准则

军事行动一直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战略部署必须服从于总体政治方针的指导，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左”倾军事路线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倾向性错误，过分强调军队建设的“正规化”，而忽略了革命力量的战略保存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导致军事行动与现实政治需求严重脱节。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实现了军事策略与政治方针的有机统一。从此，一切军事行动都以“保证红军生存与发展，实现战略转移最后胜利”这一政治目标为中心，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不论是“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还是“声东击西”的战术行动，都是为了冲破强敌的束缚，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军事与政治结合这一基本原则告诉我们，在做出并执行重大的战略决策时，要有大局观，要研究战略背后的政治意义，要用政治的眼光看待军事问题，使军事活动始终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不能走入过度军事化的泥潭，也不能脱离政治背景。

4.4守正创新：战略定力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研究

遵义会议很好地诠释了战略定力与战术创新的辩证统一：红军一直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守住原则），采取四渡赤水等灵活机动的战术措施（敢于创新），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下，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定力，增强底线思维，在动态调整中化危为机，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5结论

九十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军事战略上取得重大突破，给红军走出困境赋予了重要机会；开创性地探寻出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的途径，这次会议确立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灵活应变这些核心军事观念，蕴含其中的关于领导体制、军民关系、战略定力和战术机敏性的哲理，都成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有着长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欣.遵义会议纪念馆：从“历史记忆”走向“时代共鸣”[N].中国文化报,2025-07-22(002).

[2]付文谦.遵义会议：民主促转折团结得胜利[J].奋斗,2025,(13):75-76.

[3]朱华东.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及其重要启示[J].纪念馆研究,2025,(03):23-27.

[4]王玉堂.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24(02):3-8.

[5]张志杨.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现实价值[J].源流,2025,(06):49-52.